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妈妈仿佛是铁了心要让我屈服，她四处托亲戚来当说客。那些平日里不怎么联系的七大姑八大姨，一个个都找上门来，打着亲情的旗号劝我答应捐肾。有的说毕竟血浓于水，弟弟那么小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没了命；有的则说我现在生活也好了，就当是积德行善，别计较过去的恩怨了。我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我这些年的遭遇，可他们大多都只是敷衍地听着，然后继续劝我妥协。我明白，和他们多说无益，于是干脆不再理会，把自己更多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工作当中。可工作上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，原本一些重要的项目，领导考虑到我现在的“负面形象”，都犹豫要不要交给我，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我心里着急却又无可奈何，只能更加拼命地去证明自己的能力，用实际行动来堵住那些悠悠之口。

而在公司里，同事们异样的目光和背后的窃窃私语也越来越多。原本相处融洽的同事，现在看我的眼神都带着几分审视和疏离，好像